今年，成都出台《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工作措施》，提出以“濯锦”廉洁文化品牌建设为牵引，着力构建品牌引领、多维支撑、全域覆盖的廉洁文化建设体系，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为持续涵养崇廉尚德社会风尚，成都市纪委监委联合成都日报，共同推出“天下成都·濯锦”廉洁文化副刊，打造“濯锦”廉洁文化建设品牌栏目，今日推出第9期。

成都，人文炳蔚之地，历史文化底蕴丰润。千百年来，哺育了诸葛亮、乔璧星、第五伦、赵抃、文翁等为数众多、灿若星辰的清官廉吏，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清廉故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精神纽带。“天下成都·濯锦”廉洁文化副刊将讲述一批成都历史廉洁人物务实建功、为民立德、清廉树品的故事，将廉洁文化与山水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等有机结合，挖掘历史名人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提升廉洁文化的浸润感，并对当前的工作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代表性人物。进士出身，49岁任山东巡抚，56岁任四川总督。十年督川，丁宝桢整顿盐业吏治，大修都江堰，卓有建树，直至病逝任上。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留下太多的精彩：四川名菜“宫保鸡丁”发明权属于他；重开四川机器局制造枪炮，被誉为“四川近代工业之父”的也是他……他一生秉正清廉，深得民心，官修正史《清史稿》为其立传，时人将其视作官员的榜样。

在今天的都江堰伏龙观，依然矗立着丁宝桢的塑像，再现其良吏风范。

微服入川

行囊多载循良传

1876年的一个冬日，成都东门外牛市口，平时寂静的驿道上热闹纷呈，新搭建的接官厅彩旗招展，全城官员前来迎接的是新上任的四川总督——丁宝桢。

丁宝桢塑像 王克明 摄

此前，丁宝桢在任山东巡抚期间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慈禧太后的宠监安德海非常专横跋扈，窜到山东境内胡作非为，丁宝桢不畏权势，将安德海斩首，此举大快人心。正因如此，此番朝廷钦点56岁的丁宝桢到四川任职，众人不敢怠慢。但在接官厅前，官员们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见丁宝桢。

原来丁宝桢早已乘坐一顶普通的小轿，特意避开迎接的人群，绕道从田间小路进城，到达督院街官衙。众官员沿东大街赶回督院街官衙时，身着褪色旧官袍的丁宝桢已端坐客厅。

微服入川，这并不是丁宝桢心血来潮的偶然为之，而是与他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息息相关。早在1860年，丁宝桢由翰林院庶吉士上任湖南岳州知府之时，就立誓要做一名良吏。岳州历来为楚南第一要缺，丁宝桢第一次做握有实权的地方长官，就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他曾写诗自勉：“臣郡繁难费斡旋，儒生来此重仔肩。安民况是疮建后，求治还须盗贼先。官到清时防市德，法从严处贵求全。行囊多载循良传，早有人知太守贤。”这首诗集中表达了丁宝桢的政治理想和为官理念。在他眼里，当一名好官不仅要谙律令，还要懂吏治之道。以法为本，不仅要以身作则、清正廉明，还要防止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此次入楚，他行囊里放的《循吏传》《良吏传》这些书籍，是要以这些历史人物为楷模。

整顿盐业

纾民意而固国本

此时入川的丁宝桢，面对的是四川财政存在的巨大亏空。当时，四川全省税收不过210万两白银，支出则高达500万两白银。兴盐政，成为他盘活四川经济的重要抓手。治蜀期间，丁宝桢倾力最多、规划最详的财政措施就是改革盐政，在晚清盐政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四川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当时作为全国著名产盐地之一的四川，面临着外有复淮压力（复淮，指恢复淮盐南销，停止川盐济楚，四川盐业面临大片销岸丧失的严重情形），内有“承兵燹之后，井灶颓败，口岸废弛”“盐销疲滞，盐法大坏，运务益衰”的现状，引岸专商制已日渐衰落。盐引大量积滞，无法配给盐商，会造成国家课税收入减少。四川财政本以盐款收入为大宗，盐课亏损，严重影响财政收入，财政也因此恶化。同时，由于官盐运入减少，滇黔地区盐源短缺，私盐泛滥，贩盐者趁机提高价格，盐价上涨，影响民食，一些地区甚至“斗米不能易斤盐，乡民大都淡食”，私盐泛滥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丁宝桢总纂的《四川盐法志》

丁宝桢总纂的《四川盐法志》

1877年7月，丁宝桢在泸州建立滇黔边官运盐务总局，总理川盐的采购、运输、批发、征税等事务。总局直接对川督负责，除设于泸州的总局外，于井灶集中处分置厂局，于各岸分置岸局。平抑各地盐价，总局设立裕济仓以资调剂，为便于各局盐斤转输，总局又设大赢仓以作枢纽，并对原有办事毫无章法、弊窦丛生的机构进行裁撤。丁宝桢通过撤销盐道，废除封建专商的垄断特权，在运道险远、远离盐场的边岸销区实行官运商销制度，制定官运商销管理条例，做到盐政改革有本，措施有章法可循。

由于不再经州县之手，凡旧时一切浮费皆予铲除，这既可以防止贪官污吏的非法榨取，又可以杜绝私枭奸商的钻营门路，基本做到了商无私沽、官无外取。办理官运的全部开支，包括购盐进价、场岸运费、行政支付以及必须承担的滇黔协饷等，均一一计入成本，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行为。到岸口与销商的交易，发售数量和发售价格一律由岸局公开牌告，以堵塞纳贿徇私。

由于改革与整顿影响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丁宝桢备受攻击，以致几度被参劾，但他胸怀坦荡，做到了“纾民意而固国本，辟众谤而谋全局”。通过实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措施，丁宝桢迅速理顺了旧盐制沉积的诸多弊端，使得四川盐政一举扭转了盐业经营萎缩颓废的局面，盐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销区不断扩大，盐价下跌，盐税成倍增长。

都江堰二王庙旧影资料图片

1877年，丁宝桢奏为筹款修理都江堰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影印件，都江堰市档案馆提供）

造福一方

百姓犹记普济桥

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后，很快前往灌县（今都江堰市）考察水利。由于都江堰渠首渠系多年失修，内外江干渠乱石纵横，中流阻塞，两岸沙石堆积，上与田齐，灌区内20多万亩民田被淹没，无法耕种。每年春灌无水，灌区十四县千余农户因缺水数次前往四川总督府、成绵道衙门请愿要水。

面对年久失修的都江堰，丁宝桢当机立断，上奏朝廷请求拨款，对都江堰进行大修。为了更好地解决岷江水患，丁宝桢在这次岁修中，采纳了当地群众和水利专家的建议，计划修建永久性的防洪堤，以免“岁修累甚”。他对渠首工程进行改革，将笼石拦水改为条石拦水，还将都江堰鱼嘴、金刚堤、人字堤、仰天窝鱼嘴、蒲阳河鱼嘴的笼石拆除，改用条石砌筑。条石间用铁链联结，石缝都用桐油调和石灰嵌缝，务求牢固。新砌都江堰鱼嘴用功尤深，开创了都江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铁石坚作。

都江堰南桥，即当年丁宝桢修建的普济桥

自1877年到1878年竣工，大修都江堰累积耗银12万。由于丁宝桢十分重视工程管理，制定了完备的经费核算管理制度，把治理水害、兴修水利的每笔工程账目都算得明明白白。大修都江堰后还剩下2000余两银子，他提出：“将此款修一座跨越内江的桥，以利两岸百姓！”这座始建于1878年名为“普济”的廊桥，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南桥。

然而，工程刚竣工，都江堰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峰并历时一月之久，岷江洪水暴涨。木石俱下，浊浪翻滚，吼声如雷，新构筑的人字堤等堰堤被冲毁。其后，朝廷以“未遵旧制、造成损失”为由，对丁宝桢革职留用。随其一并被革职留用的还有成绵龙茂道丁士彬、水利同知徐传义、灌县知县陆葆德等。石砌人字堤冲毁后，丁宝桢及一干官员用自己的俸禄重新恢复了笼石拦水的古制。但后世水利学者普遍认为，丁宝桢的条石坚作虽然遭受了部分失败，但是石砌鱼嘴却基本保持完好，仰天窝等处的分水工程中，石砌河岸和鱼嘴一直沿用至今，被称为“丁公鱼嘴”。

1886年，66岁的丁宝桢病危之际，由于平日俸金多用于济困助贫，此时的他已债台高筑。他挣扎起身，颤抖着手给朝廷写下最后一道奏折：“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写毕，笔落地上，死于任所。这段临终遗言，听者无不动容，百姓念念不忘。史稿这样记录丁宝桢在四川的作为：“治蜀十年……至是诛匪几尽，声为道不拾遗”。李鸿章称他“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时人赞其“清风亮节，冠绝一时”。

（本文作者单位为成都市档案馆。自贡市档案馆魏洁、陈彰兰，都江堰市档案馆王克明、韩杰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