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本撰写：郝思斯 视频统筹：刘芳源）
本期提要
元代的政治制度，总体上是蒙古法为内、汉法为外，即蒙古法居于核心位置。元仁宗在位九年，“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在汉族大臣的辅佐下，积极吸收汉法儒学，厉行新政，恢复科举，注意补救前朝的弊政。因为大力推行改革，实施汉法政治，他被誉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后的元朝唯一的“贤明皇帝”。但是因为他不能也不愿彻底改革蒙古旧制，缺乏足够的魄力，难以跳出内蒙外汉的窠臼，其改革并未达到预想的成效。
明人所绘《蒙古山水地图》（局部）
公元1320年正月，执政9年的元仁宗去世，皇太子硕德八剌即位，就是元英宗。有元一代，仁宗的“以儒治国”及随之的“英宗新政”，被视为元代中期历史中获得比较高评价的篇章。元仁宗与元英宗也是从元世祖忽必烈以后，以“皇太子”身份名正言顺继承皇位的两位君主。史称“时承平日久，朝廷清明，君臣端拱庙堂之上，而百姓乂安于下，一时号称极治”。
仁宗即位
仔细推敲其中的来龙去脉，还要从仁宗的即位说起。早在成宗时期，成宗的皇后卜鲁罕居中用事，出于私心，她在成宗立其独生子德寿为皇太子之后，生怕成宗哥哥的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威胁德寿的皇位继承，于是借故把海山外放到远离大都的漠北边疆，把爱育黎拔力八达贬出大都居于怀州（今河南沁阳）。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有料到，德寿立为皇储不到半年就病死了，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哥俩却在成宗死后先后登上帝位，一为武宗，一为仁宗。
武宗在位不足4年，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公元1311年正月，元武宗病逝。按照“兄终弟及、叔侄相承”的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大明殿举行即位大礼，正式即皇帝位，史称“武仁授受”。
在元代帝王中，仁宗虽说也是一位恪守祖宗法度的君主，却对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他有一段论儒、佛、道三家精神的话：“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被认为是既“通达儒术”又“妙悟释典”的大有为之主。
仁宗颇具文化底蕴。他早年就拜了“贯通经史、善论古今治乱”的名儒李孟为师，此后在京外奔波的日子里，随侍其身边的除李孟以外，还有汉族士人王结、王约等，其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就是赵孟頫。到他被册立为“皇太子”、确定皇储身份后，著名学者姚燧、商琦等人先后担任东宫官员，所以他能系统学习儒家理论及其政治学说。
比如王结就向他提出“立经筵以养君德，行仁政以结民心，育英才以备贡举，择守令以正铨衡，敬贤士以厉名节”的施政理念。长期接受儒学思想教育和面对武宗以来的社会现实，促使仁宗即位后大力推行改革，实施汉法政治。
元仁宗画像
改革弊政
仁宗即位后，就召见忽必烈时期有名望的老臣一起参议国政。这些人，大多数是汉人，他们提出了很多有益于国家的方略。
仁宗因“深见吏弊”，所以即位后锐意更张，拨乱反正，力矫弊政，革新政务。他下诏废除尚书省，要求一切圣旨要从中书省发出，而且各衙门不能越过中书省向朝廷奏报事项。元朝的法律制度一直比较混乱，到了中期，有些法令制度甚至相互矛盾，让人在执行时，无所适从。
为了强化法制，他下令整理汇编世祖朝以来的制敕格例，制定统一的律典，辑成“延祐律书草案”，到他儿子英宗时以《大元通制》名目正式颁行。
元朝的官吏对老百姓压榨得比较严重，为了安抚百姓、长治久安，他下诏令在河南、江南、江西等地进行田产登记，遏制土地兼并，改变赋役不均的现状，史称“延祐经理”。又实行货币改革，废止至大银钞、至大银钱，恢复世祖时期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
他还治理寺庙圈占民田的问题，增加僧户的税赋；停下了许多从国家角度看并不是急需的劳役，停造营建，节省民力，减免老百姓所欠的钱粮等；同时劝课农桑，耕作以时，曾经让江浙行省印发《农桑辑要》万部给有司衙门；“开下番市舶之禁”，扩大对外通商等。所以仁宗亲政后给人气象一新的感觉。
元仁宗曾经对一位大臣说：“民为邦本，无民何以为国？汝其上体朕心，下爱斯民。”
元仁宗年间大名府路总管府铸造的铜权
以儒治国
他坚定地贯彻实行以儒治国的国策，大力倡导儒学教育。诏令刊印颁行《大学衍义》《孝经》《列女传》以及《农桑辑要》《栽桑图说》等典籍；翻译出版蒙古文《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文风日盛。又大力招纳儒学之士，为朝廷所用。他曾对中书大臣说：“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之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也。”
他创开经筵之制，进用儒雅之士。采纳李孟“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的建议，唯才是举，下令广纳汉族儒士，“一时贤能才艺之士，悉置左右”。所延揽任用的李孟、李谦、尚文、王思廉、程钜夫等饱学之士，成为此期施政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
时人苏天爵即评价说：“当是时，朝之宿学硕儒、名能文辞翰墨者，若洺水刘公赓、吴兴赵公孟頫、保定郭公贯清、清河元公明善皆被眷顾，士林欣慕以为荣”。清人赵翼也评价仁宗“最能亲儒重道”。
仁宗时期重视学校教育，增加国子学生员名额，恢复设立一些地方的儒学提举司，采取切实措施助学兴教。他在与一班侍臣讨论选人之法时，李孟提出：“人才所出，固非一途……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由此坚定了恢复实行“科举选人”的决心。
仁宗曾说：“使其中得一人如范仲淹，朕志愿足矣。”
延祐初年，颁布《行科举诏》。任命礼部尚书元明善、礼部侍郎张养浩同知贡举，共同主持元朝首次科举考试。次年三月，参加廷试的56人获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以皇榜张贴于宫廷内前门左右之墙，史称“延祐首榜”。
延祐首科的成功举行，使许多杰出人才脱颖而出，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的目的。在元代，许多政治精英和文化名人就是这一榜选拔出来的。即如时人王礼所说：“我朝科目得人之盛，无如延祐首榜。”
其中，左榜状元济南人张起岩进士及第后历任集贤院修撰、翰林待制，官至参议中书省事，顺帝时以翰林学士承旨任辽、金、宋三史总裁官，为一代名臣。当时就有人说他如同“欧阳修”。
延祐首科在元代科举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引导当时学风与文风走向有着积极作用，示范意义颇为鲜明。尤其是把朱熹所注《四书》纳入考试科目并占据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理学成为元朝立国之本。
此外，“蒙古、色目为右榜，汉、南士为左榜”的两榜取士之制，不仅为各族士人提供平等竞争机会，吸引他们参加科举，而且促成很多官家子弟注重学习，“以读书稽古为事”。
我们都知道元代以骑射为主，但是当时出现了放下弓马来读书的现象，以学问干取禄位的风气日益兴盛。这对改变元朝各族群文化取向具有积极作用，为确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本位奠定基础。
世事更迭
放眼元代，元仁宗是一位深受汉文化影响、并且深爱汉文化的帝王，而且启用了大批儒士和汉臣。加上他执政期间总体上没有太大的内忧外患。仁宗如后人所评价的：“仁心仁闻，恭俭慈厚，有汉文帝之风。”其“儒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汉法与蒙古旧俗始终混存抵牾，并由此不断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与冲突，导致元朝政局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元仁宗在位9年后去世，当年轻气盛的元英宗即位后延续他父亲汉法政治推进前行时，便很快引火烧身，在“南坡之变”中不幸成为元朝历史上首位权臣弑君的牺牲者，也断送了自仁宗以来的新政改革，此后的元朝逐渐陷入多事之秋。
到了1368年，也就是元仁宗去世48年后，元顺帝趁着夜色从元大都逃到漠北，没几天明朝将领徐达率军进城，这时元朝灭亡，朱元璋改元大都为北平府，取“北方和平”之意，明朝建立。
（本栏目总撰稿为卜宪群，本期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熙惟）
大事记
公元1311年
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元仁宗。命翰林国史院纂修先帝实录及累朝皇后、功臣列传。
公元1314年
元仁宗命礼部尚书元明善、礼部侍郎张养浩共同主持元朝首次科举考试，史称“延祐首榜”。
公元1316年
精通水利与天文、历算诸学的太史令郭守敬去世。郭守敬与王恂、许衡等人编制的《授时历》，施行达四百年之久。
公元1319年
元仁宗命皇太子硕德八剌参决国政。
公元1320年
仁宗逝世，皇太子硕德八剌即位，是为元英宗。
公元1321年
张养浩上书极谏宫内元夕张灯设宴，提倡节俭政治。
公元1324年
泰定帝听从江浙行省左丞赵简奏请，开经筵、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命饱学之士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
公元1325年
赵简请行区田法于内地，以宋董煟所编《救荒活民书》颁行各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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