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德眉资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当前，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正深入推进，按照《关于协同监督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的意见》，四市着力推动廉洁文化“同兴共享”，共同绘就成德眉资“清廉地图”。

本报联合成都市纪委监委持续推出的“天下成都·濯锦”廉洁文化副刊第二十四期，寻迹成德眉资四地历史上的廉洁人物，从中挖掘务实建功、为民立德、清廉树品的历史故事，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让正气充盈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持续涵养崇廉尚德社会风尚。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京应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名动京华，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年），应中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自此进入仕途。苏轼先后任过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之后因“乌台诗案”而锒铛入狱，后得吴充、王安石等人的救援，侥幸逃过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1085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苏轼被任命为登州知州，不久奉调进京，历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尽管苏轼为旧党，但是主张对于新法应当“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与旧党内部产生分歧，因而自请外放，出任杭州知州，其后历任颍州知州、扬州知州、定州知州。1093年，高太后病逝，宋哲宗掌握大权，任命新党，打击旧党，苏轼被贬惠州，任宁远军节度副史，最后贬到最偏远的海南儋州。元符三年（1100年）遇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江苏常州，享年六十五岁。宋孝宗时，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苏轼为官四十余年，一路坎坷，几起几落，甚至身陷囹圄，差点丢掉性命。但他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地方任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牢记家训，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苏轼在政治上虽不显赫，却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百姓所称颂。

苏母家训 清廉自律不妄取

在四川眉山三苏祠，有一副明代戴燝所写的对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高度概括了“三苏”的成就和历史地位，“三苏”中以苏轼成就最高，他也是宋代灿若星辰的文学家中最闪亮的一颗。

苏轼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离不开母亲程夫人的教育。苏母自小以苏门优良的家风教育苏氏兄弟，为官要勤政为民、清廉自律，生活中厉行节约，这些对苏轼的一生影响深远。

曾有一次，苏轼老家的佣人不经意间发现家中地下有个藏有钱财的坛子，便很高兴地告诉苏母。谁知苏母命人重新埋好坛子，并告诫家人坛子乃前人所埋，不属于苏家，谁也不准挖取。她以此事告诫苏轼兄弟，“非分之财不可妄取一分一厘，做人要堂堂正正，切不可妄生贪财之念，这是做人的准则，一定要牢记。”此事对少年苏轼影响深远，在他心中埋下了清正廉明品格的种子。后来，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苏轼曾作《六事廉为本赋》，赋中所指六事，即善良、能干、恭敬、正直、守法、明察。在他看来，为官六事，清廉是根本。“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苏轼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清波别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轼知杭州时，见百姓看病难，便拿出自己的私帑五十两，在城中开办“安乐坊”药房，聘请高僧名医为穷苦百姓治病，三年医治了上千人。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来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团练副使是一个低级官职，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主要靠积蓄，难以长久维持。于是，苏轼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收入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再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其一。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份，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这期间，苏轼牢记母亲“非分之财不可妄取一分一厘”的教导，精打细算地过自己俭朴而艰苦的生活，一时传为美谈。

身处逆境 不忘为民造福祉

惠州西湖苏东坡纪念馆藏苏轼题写的碑刻

苏轼虽一生做官，但仕途可谓坎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宠辱不惊，泰然处之。更难得的是，无论官大官小，只要有工作机会，他都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实事。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自嘲的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虽然这些地方都是苏轼被贬外放的伤心之地，但每到一地，他总是忘掉自己人生的不幸，尽力在当地做出成绩。

苏轼在杭州疏浚西湖是百姓津津乐道的事。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被排挤出朝堂之后来到杭州任职。他看到西湖长期没有清淤，湖已淤塞过半，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这样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当地农田的灌溉，不仅给百姓生产生活带来不便，还损害了西湖的美观。于是，苏轼积极筹集资金，征集民工，疏浚西湖。由于西湖淤泥太多，不便处置，苏轼巧妙地把淘挖出来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上遍植柳树，建六桥相接，便于游人行走。经过一番整治，西湖面貌一新，“六桥一堤”的美景成为西湖十景之首“苏堤春晓”。后世为纪念苏轼的功绩，将其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

苏轼虽然屡遭贬谪，却并没有因政治上的失意而放弃自己的职责，仍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置惠州，彼时他已年近六旬，到了人生暮年。当看到惠州水利失修，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苏轼不顾年老体弱，八方奔走，修桥筑堤，传播插秧技术，建造水碓水磨，设法施医散药，改善惠州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苏轼的功绩，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东坡先生所到之处，“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

虽然苏轼的官越做越小，但他宠辱不惊，泰然处之，常怀忧国忧民之心。在徐州抗洪守城，在扬州罢万花会，在定州整顿军备，在惠州筹资建桥，在儋州创办书院……无论身处何方，苏轼都真正做到了一心为民造福祉。

刚直敢言 浩然正气任平生

东坡书院原名载酒堂，是苏轼居儋期间讲学会友的场所

苏轼入仕后，一向以敢于直言、刚正不阿，绝不阿谀奉承权贵而闻名朝野，他养成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与母亲的教育密切相关。苏轼年少时，有一次与兄弟一起听母亲讲范滂的故事——范滂是东汉名士，因反对宦官集团而遭到陷害，宁死不屈。在监狱中，范滂在和母亲诀别时对母亲说，因不能为之尽孝而倍感遗憾，范母告诉范滂，我为能有你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苏轼听了很感动，问母亲：“如果我以后成了范滂，也不能奉孝母亲，母亲愿意吗？”苏母说：“你如果成了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母亲的教育深深影响了苏轼，哪怕日后在官场上起起落落，屡遭打击，他也不改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品性。

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推行变法，北宋朝野产生新旧党争。苏轼虽属于保守派，但并非反对变法，只是对变法中某些激进做法有不同意见。苏轼是个遇事不合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人，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因此遭到御史谢景温的弹劾，说他与兄弟在护送父亲灵柩回四川时，曾滥用官府士兵，还有公款购买家具以及贩私盐等。神宗皇帝便派人到四川等地调查，虽然最后查无此事，但苏轼迫于压力，还是请辞离京，被外放至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秋，他又调任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4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3月知徐州，元丰二年4月调往湖州任知州……这期间，苏轼不改初心，不断上书言事。

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后作了《湖州谢上表》。这道上表虽然只是例行公事，却被新党抓住，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同时，新党一派还从苏轼大量诗作中挑出认为是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罗织罪名制造“文字狱”，致使苏轼当年就被逮捕下狱，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因此被贬往黄州，并受到当地官员监视。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和宣仁太后上台，保守派司马光上台出任宰相，苏轼也随之再次入朝为官，但因旧党内部的分歧，苏轼被迫离开朝中，先后到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任职，最后来到儋州。苏轼在仕途上不断遭受挫折，却从不肯向权贵低头，傲骨铮铮，实乃“一蓑烟雨任平生”。

（明戈/文 冉玉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