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市上下正按照《中共成都市委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清廉蓉城建设的意见》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清廉蓉城建设“七大行动”，旨在不断擦亮公园城市“濯缨锦江、清流万里”的清朗底色。

为持续营造崇廉尚德的社会风尚，成都市纪委监委联合成都日报，持续推出“天下成都·濯锦”廉洁文化副刊，深化打造“濯锦”廉洁文化建设品牌栏目。

成都，人文炳蔚之地，历史文化底蕴丰润。本栏目将着重介绍成都历史上的廉洁人物和文化点位，从中挖掘务实建功、为民立德、清廉树品的历史故事，通过寻迹成都历史文脉，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廉洁文化的浸润感，对廉洁文化工作实践提供有益借鉴。今日推出第十五期。

成都新繁东湖畔“三贤堂”中的梅挚铜像

梅挚（997年—1061年），字公仪，成都新繁人。他为官30余年，三入朝堂、六任州府，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仗义执言、政绩卓著。所著《五瘴说》对当时官场中存在的各种弊政和腐败现象痛加针砭、振聋发聩，对后世影响极大。宋仁宗经常在朝臣们面前表扬“梅挚言事有体”。梅挚所著的《五瘴说》，已成为后世反腐倡廉的典范。而梅挚的一生，也始终言行如一，堪称古之循吏。

隐喻官场 针砭时弊

中国古代的岭南地区，在世人眼中被认为是地广人稀、土瘠民贫、瘴气弥漫、疟疾肆虐的“瘴疠之地”，也是古代获罪官员的流放之地。

在梅挚知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期间（一说滑州），梅挚切身感受到了何为“瘴”，并在此期间写下了经典的《五瘴说》。书的序言介绍了瘴气产生的原因，随即笔锋一转，直陈官场“五瘴”。书中写道：“予谓，仕有五瘴之患，避之犹未能也。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

梅挚在昭州为官期间作《五瘴说》

当时正值宋仁宗执政时期，官场已经出现刑狱不公、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梅挚认为，腐败问题犹如官场“五瘴”，比起大自然滋生的瘴气更为可怕，如果官员染上其一，好人也将堕落成“病人”，谁也无法逃脱惩罚。让他感到遗憾的是，许多官员不明白这一道理，还把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和腐败现象归咎于自然瘴气，极其荒谬。

据《宋史》本传记载：“挚性淳静，不为矫厉之行，政绩如其为人。平居未尝问生业，喜为诗，多警句。”《五瘴说》以瘴气为喻，对当时的官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展现了梅挚敏锐的政治眼光、极高的思想境界和大无畏的勇气。

在昭州任上，梅挚喜爱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以及城镇风貌等，曾一口气写下十首五律——《十爱诗》，包含了百姓、山水、寺院、景观、村路、明月、民乐及美酒佳果等元素，字里行间中丝毫不畏当地的恶劣环境，也因此深得人民的尊敬。他调离后，昭州民众自发建起“梅公亭”，并把《五瘴说》和《十爱诗》一并刻石记载，流芳于世。

影响深远 以警后人

《五瘴说》一经问世，迅速引起了其他富有正义感的官员赞扬，此书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十年后，到了北宋元符年间，前往昭州任职的邹浩读了梅挚《五瘴说》后深受震撼，赋诗赞曰：“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指其然。”

新繁东湖畔的清代《五瘴说》碑刻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朱晞颜在读了《五瘴说》后，亲自撰写跋文，再邀请书法家石俯用端庄肃穆的隶书书写下《五瘴说》全文，并镌刻在风景秀美的桂林瑶光峰岩壁上。据悉，石刻高193厘米、宽120厘米，被人称为“官家药石”。

“三贤堂”中的梅挚、李德裕、王益像

光绪元年（1875年），梅挚的同乡、新繁人严渭春任广西巡抚时，见到了刻在岩壁上的《五瘴说》，便在回到新繁后，时常对人提及梅挚。梅挚的另一位同乡吕子丹曾在贵州罗斛做官，当他听闻《五瘴说》后，派专人到广西拓印崖壁原文，并在3年后回到新繁，把拓片送给龙藏寺方丈、诗僧雪堂。雪堂认为，梅挚其人其文令人钦仰，此《五瘴说》有朱、石二公之跋与书，堪称双绝。

此后，雪堂于光绪六年（1880年）命人将《五瘴说》复刻于龙藏寺碑林，并亲自撰写跋语，述及这件石刻如何返回梅挚故里的来龙去脉。再后，新繁知县段莹再将此文复刻于新繁东湖李德裕的石碑像背面，并作七律诗以记其事：“岷江分派赴川东，间气钟生只有公。纯静持行君子德，忠贞奏议大臣风。谏言职省三时外，炯戒官居五瘴中。遍抚昔贤堂畔树，精神应与老梅通。”

《五瘴说》之所以能在后世产生如此深远影响，除文章本身针砭时弊的重要思想之外，也离不开人们的记载与传承。早在南宋建炎年间，时任新繁知县沈居中在新繁东湖之南建三贤堂、绘三贤像、刻《五瘴说》，纪念乡人梅挚和有功绩于新繁的李德裕、王益。到了清代，三贤堂又在乾隆、嘉庆和同治年间经历了修缮。如今，刻有梅挚《五瘴说》的石碑仍屹立于新繁东湖之滨，以警后人。

敢说敢为 不惧权贵

梅挚曾先后三次入京为官，六任州府官员，长期担任殿中侍御史、龙图阁直学士、谏议大夫等重要职位。梅挚在朝为官，以敢说敢为，不怕得罪权贵而为朝野称道。

《五瘴说》木刻悬挂于“三贤堂”西墙之上

外戚李用和、张尧佐都是宋仁宗信任的大臣，李用和是宋真宗李宸妃之弟，人称国舅爷，而张尧佐是温成皇后的伯父，二人均受到仁宗皇帝的重用。一次，宋仁宗欲提拔李用和，朝中几乎无人反对，唯有作为御史的梅挚敢于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李用和的功绩不应有此待遇。仁宗皇帝虽然心中有些不悦，但非常佩服梅挚敢于直言谏事，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仅如此，针对朝政制度，梅挚曾多次提出裁撤冗兵虚员，还上书提请扩大朝廷议政范围以及恢复百官定期汇报制度等，宋仁宗也一一采纳。

庆历年间，天灾频繁，在了解到黄河水患和江浙一带海水肆虐的情况后，梅挚上书宋仁宗：“天意以陛下省职未至，而丁宁戒告也……”“陛下宜躬责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敢于对皇帝的执政问责，并提出批评，让其“躬责修德”，梅挚所为之事乃他人不敢为，好在宋仁宗虚心纳谏，不仅听取建议，还对大臣们称“梅挚言事有体”。

献策治水 勤政爱民

梅挚作为北宋时期的勤廉良臣之一，一生都称得上廉洁自律，他留下的事迹远远不止“著说留史”那么简单。《宋史》记载，梅挚知滑州（今河南滑县）时，在滑州革除弊政，勤政爱民，很受爱戴。

滑州地处黄河旁边，经常发生水患。为此，官府每年都要征调大量民夫参与防洪，割芦苇、编草袋，以备黄河溃堤堵口之用。梅挚到任后，来到黄河滑州河段视察水情，并通过查阅地方史志，与民众交谈等方式，摸清了水患的原因。原来，水患始于唐末五代时的“汴晋之争”，当时朱温为对付沙陀骑兵，曾三次决河，致黄河改道，由此带来的恶果是黄河年年有灾情，且两三年便有一次大的洪灾，滑州百姓也因服劳役而苦不堪言。

为此，梅挚给仁宗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请求由驻军来割芦苇、编草袋，承担防洪之役，以减轻百姓负担。动用军队在当时可谓红线之一，有同僚也担心梅挚因上书触怒皇帝，受到惩罚。好在仁宗皇帝知人善任，批准梅挚动用驻军参加防洪治水，通过以兵治水，减轻了滑州百姓的劳役之重，百姓无不感恩称颂。（何民/文 唐恬/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