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文化进课堂并不是为了培育清官打基础、作准备的！那为什么要进校园、进课堂、搞廉洁学校建设？——何为“廉”？人们普遍认为，廉洁就是不贪占、不苟取、不收受非分钱财，一般都是与为政、行权联系在一起。但廉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是广博而深刻的。“廉”字从结构上看就是“广”字底下一个“兼”，“广而兼有”。《周礼·天官·小宰》提到官员考核的“六廉”法，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等方面，每一考核内容前面都加一个“廉”字，苏东坡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六事廉为本赋》，称“举其要兮，廉一贯之”“上兹洁行，在六计以相兼”。六事均以廉为本，足见廉是个“广兼”的存在，而不能简单地、独立地认识和建设“廉”，那么，何为廉之“本”呢？我们认为，“信”“正”“公”“俭”“礼”“孝”，此六者应为廉洁的本源，可谓“六事为廉本”。

一、“信”以立廉

信，从人从言，言乃心声，人言为信。信与廉关系密切，信仰牢固、信念坚定、守信守诺等品质有助于廉洁操守的涵养与树立。

一是筑牢信仰。现代汉语词典对信仰的定义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信仰本质上是人对生存意义的追问、追求，是长期感受和反复思辨形成的理性选择，具有崇高性、稳定性，往往高于日常生活、现实状况，甚至超越生死界限、跨越时间长河。常常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但这是片面的，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范仲淹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人对天下大同、天下一家这种理想状态的向往其实就是一种信仰。而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这种对人类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是一种崇高的、伟大的、“止于至善”的境界。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信仰抛头颅、洒热血，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大众幸福、社会美好而奋斗，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必然会随着生产力发展螺旋式上升，最终达到最纯粹、最美好的状态。信仰对于个人成长、国家发展都极端重要，既是方向指引，也是动力源泉。一个人从小有了信仰的种子，成长成才后自然就会担当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使命责任，他就不屑于为了非分之物玷污自己的灵魂，就会视腐败为奇耻大辱。而一个人没有信仰，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意义，往往只能投入世俗生活，以沉迷物质、放纵欲望来填补精神空虚，甚至走向疯狂和毁灭。

二是坚定信念。信念是坚信正确而不轻易改变的观念，可以理解为在信仰指引之下的价值判断、理性认识、行为逻辑。当前社会上、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观点、观念充斥其间，有很多人没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如墙头草一般盲目跟风，一会儿追捧这个，一会儿批判那个，最终陷入混乱和迷茫。也有很多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的多重压力之下心态不稳，极个别的甚至走向极端，背后很可能是没有形成自己的信念，不知道读书的价值意义是什么。如果像周恩来一样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一定不会为眼前的困惑、困难所打倒。古人讲，“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就是说信仰纯正了之后，信念就会更加坚定、坚韧，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遇到多少困难，都能够一以贯之坚持下去，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前进。所以，一个有正确信念的人，对于内心萌生的错误观念，就会及时判别并清除，面对外界的歪风邪气，就能保持清醒认识，更不会与腐化堕落之人纠缠不清、沆瀣一气。

三是讲求诚信。古人认为诚信是重要的美德，有“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等古训。诚信是一种交易规则。经商之人强调的是等价交换，“买卖”是一体的，有买就有卖，收了钱就要提供产品，收了钱就要办事。清代于成龙曾讲，“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当妻孥连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拿钱不办事一定程度上违背诚信原则，必然让自己像犬马一样为人所挟，而拿钱办了事，则违背党纪国法，连累家人，最好的办法还是清醒认知、自省自戒，不陷入如此被动的境地。诚信是一种契约精神。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在进入组织的时候都要举行宣誓仪式，誓词便是你主动作出的承诺，相关的规章制度便是你自愿签订的“合同”，守信的人应当一以贯之地践行。入党誓词中说，“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但有的党员干部把誓言忘得一干二净，表面上清正廉洁、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大肆贪污受贿，这就是“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没有信仰信念的人最易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而不诚不信的人往往习惯于欺骗组织、欺骗家人、欺骗自己。

二、“正”以固廉

正的甲骨文字形是上面一个方框，代表方向和目标，下面的“止”是脚的形状，意思就是不偏不斜地走。而廉字最初的字形，是指存放禾苗的修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房子，寓意就是方正、刚直，可见二者的价值指向是一致的。《周易》蒙卦就说，“蒙以养正，圣功也”，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养“正”。

一是立正德。蔡元培说，“人生之鹄，在发展其人格，以底于大成”“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他认为，人的内在发展体现为个体德性的完善。百行德为首，一个人有了崇德向善的高尚精神追求，内心层面，就有了高洁的品性，就会天然排斥腐朽和堕落、自觉克制贪欲，行动层面，就会自律自守，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名节和操守，不让自己的品德被玷污，不让自己的底线被践踏。

二是行正道。孟子有云，“义，人之正路也。”可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所谓的“成功学”大行其道，兜售损人利己、虚伪欺诈的“毒鸡汤”，刺激一些人去走“旁门左道”、去“争名夺利”、去“快速发家致富”。在一个人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正道才是成功的路径，有了正道之光的指引、正道之理的浸润，一个人就会光明磊落、正能量充沛，对那些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不劳而获的贪欲心、黑白不分的阴暗面，以及虚荣功利的名利场、不择手段的权谋术、尔虞我诈的厚黑学等邪门歪道，就会有天然免疫力。

三是养正气。风气风气，集体行为谓之“风”，在个人则为“气”。“养气”之说源自孟子，指的是精神性的正气。中国人历来崇尚正气，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在狱中写下《正气歌》，诗中写到，我虚弱的身体在牢笼之中生活已经两年了，却没有什么大病，只因我有浩然之气，博大刚正、凛然天地，何惧之有？《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一句话概括了中医的治疗理念。之于为人，道理也是相通的。有了“正气”，各种歪风邪气在体表就能被消解、无法入侵。

三、“公”以弘廉

社会性是人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这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古人造字之时就有深刻的考量，私原本的字形是“厶，自环者谓之厶”，而公就是在“厶”之上加了两笔，“背私谓之公”。汉语中有大量关于公私关系的成语，比如公私分明、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损公肥私、结党营私、以权谋私、徇私舞弊，等等，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对“公”的崇尚和对不正当谋取私利行为的不齿。腐败现象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私心太重，视公权为私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一条便要求“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全篇贯穿对谋私行为的约束与惩治。如果一个人一心为公，就能够少私、去私，做到廉洁也就顺理成章。

一是秉公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中的“心”就是一份“公心”。凡事不以自我为中心，时刻把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放在更高位置，将个体的人生价值放到时代需要和国家发展中去考虑、去实现，从大局出发实施自己的各种行为，用心追求“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以异也”这样的胸怀与境界。如此就能在心中树起一个“公”的标尺，不为私利所迷，不为人情所困，更不会做以私害公之事。当今社会诸多乱象，从公共事件到官场腐败，多因私心太重、精致利己引起。

二是守公德。要尊重和遵守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形成的行为准则和秩序要求，包括文明礼貌、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等。在自觉规范自我行为的同时，面对社会不良风气和现象，也能理智对待、勇于斗争。腐败行为是对公共利益的极大损害，公共制度的完善、公共环境的营造、公共监督的强化，不仅能够保证自身的廉洁，也能够推动实现整个社会生态的风清气正。

三是护公平。“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公平的核心就是处理事情要合情合理、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混乱、化解矛盾。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天然的贵贱之分、高低之别，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公平获得生存发展条件的权利。掌握的权力越大、资源越多，越要付出更大努力维护社会公平。一个树立公平理念的人，就会“沐春风不喜，闻夏蝉不烦，见秋风不悲，观冬雪不叹，看满身富贵懒察觉，看不公不允敢面对”，也一定会为自己侵占过多社会资源、社会财富而羞耻。如果成为公职人员，他就会知道“人民公仆”的深刻含义，明白公权力必须用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人民利益。

四、“俭”以养廉

古人对尚俭戒奢多有论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等。何为节俭？是物质上的简单朴素吗？真正的节俭不是人生穷困之时的无奈选择，而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德行和习惯，不分高低贵贱，不论贫穷富贵，不因时移，不以势易。实际上，“俭”与“廉”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清代张圻在《答周仲和书》中讲，“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可以说，俭为廉之根，廉为俭之果。

一是俭则欲寡。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也就是“厚惑载物”。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逐渐被激发，如若不加以节制，很有可能走向“厚祸载物”的结局。柳宗元写了一个《蝜蝂传》的寓言，就是讲有一种叫蝜蝂的虫子，特别喜欢往高处爬，捡东西往背上搁，压得走不动了也不停下来，有人可怜它，就帮忙把背上的东西拿掉，但是它只要稍微轻松一点，又继续捡东西、往高处爬，最终摔死了。人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而用来填补的物质和成本是有限的，如果一味放纵，它只会像黑洞一般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司马光讲，“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节俭实质上就是对欲望的一种约束与克制，让我们不至于被欲望裹挟、被物质奴役。

二是俭则简约。正所谓“大道至简”，看清事物本质的关键在于化繁为简、去芜存菁，就像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用笔简约、墨色淡雅，有时甚至通过留白表达空灵的意境和无穷的气韵。节俭也包含了简约的概念，它并不意味着不花费、不投入，而是以科学的、合理的投入争取效益的最大化，更加强调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都坚持了“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能借不租、能租不买、一用再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综合效果。在节俭、简约意识影响下，人们就知道钱要花在刀刃上，用更长远的目光来规划资源利用、衡量投入产出。作为领导干部就不会急功近利，用未来的前途和自由换取一时满足，也不会为了个人政绩，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重伤害一地一域的长远发展。

三是俭则知足。“俭则常足，常足则乐而得美名，祸咎远矣。”如果懂得节俭，就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知足，不被盲目攀比、斗富摆阔的消费主义带偏，看到别人住别墅、开豪车，也能够保持内心的淡泊与宁静，不会铤而走险去寻求不属于自己的荣华富贵。古人说，“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从查处的案例来看，不少领导干部就是看到商人老板生活滋润，心生不平衡，用手中的权力去变现，用违纪违法所得吃高档餐厅、出入私人会所，最后在声色犬马中迷失。正常的消费无可厚非，但不能超过自身的收入水平，否则一旦难以为继，就很容易走上违纪违法的不归路。现实中，总有人觉得节俭与否只是个人生活习惯，殊不知对于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以及教师、医生等群体来说，节俭绝非个人私事、小事、琐事，而是关乎品行、德性、情操，乃至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大事要事。正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五、“礼”以范廉

礼可以说是中国人一切习俗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涵盖了伦理、道德、风俗、规范、法律等多个面向。对于个体来说，“礼者，人道之极也”“不学礼，无以立”；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与廉的内在要求是贯通一致的，一个人学礼、知礼、明礼、守礼，廉就会在礼的规范和引导中不断生发。

一是礼致谦恭。人们常说为人处世，“为人”相对更强调人与自身的关系，“处世”则是对待和处理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关系。礼就是一种处世的基本原则，懂礼才能处世得宜。周公说，“《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礼，代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之道，“辞让”是其核心内涵。“礼之用，和为贵”，知礼循礼的人，就能换位思考、推己及人，知道别人的财物不能肆意侵占，也不会手中有了权力、有了力量就趾高气昂、自我膨胀、任性胡为。

二是礼致理性。礼最初是用贵重的物品祭拜神祇、祖先，天然带有庄严肃穆的氛围，容不得半点不敬，出不得丝毫差错。人要有敬畏心，敬畏自然、敬畏人民、敬畏法律，越敬畏，有些违背自然法则和法律法规的事情就越不敢去做。孔子说，“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说明自我约束也是礼的内在要求。明朝有个典史叫曹鼐，他因捕盗而解救了一个美丽女子，二人独处，女子有意接近他，曹鼐便取片笺写“曹鼐不可”四字，反复写反复烧，如此一夜，天明后召女子家人领回。曹鼐后终成内阁首辅，也就是宰相之职。

三是礼致秩序。“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在传统文化中，礼不只是一个倡导性理念，还代表了人们必须遵循的规则、秩序，是一种约束、制约。《管子》讲，“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法律政令都源自于礼，它实际上相当于现代的“规”“纪”“法”等概念，基本功能就是定分止争，即“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至则不争”。有了礼的规范，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就会更加有序，贪污腐化等现象的生存空间也会大大压缩。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礼的含义似乎慢慢变窄了、变味了，从精神转向物质了，一说礼就想到了礼品、礼物，甚至“礼”与“贿”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应当传承弘扬礼的精神要义，将“礼”与规矩、纪律、法律等贯通起来理解，自觉远离违规违纪违法之事。

六、“孝”以育廉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的要求。魏了翁在知潼川府时提出“崇孝悌以植善行之根”，他认为孝悌直接关系到心术、气质，将其作为救时弊、正民风的首条，视之为一切行善之根本。司马光也说，“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孝与廉在内涵要求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体现在人格品质上也往往是互促相融的，可以从三句话中理解。

一是“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推行举孝廉选官制，最初选孝与廉各一人，后来二者往往连称，混同一科。为什么古人认为一个人尽孝道就大概率能成为一个忠臣廉吏？其中有着深厚的逻辑关联。一个孝顺的人，必然会对父母长辈保持恭敬、尊重，必然会认真对待父母长辈的要求。将这种敬畏与尊重推及到国家、人民、组织，他的自我约束、自我修养就不会差，更不会无法无天、肆意妄为。所以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二是“贪官没有真孝子”。有人认为孝就是赡养父母，做好物质条件保障，这是片面的。古人讲，“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孝的最高境界是养父母之志，用自己的才识能力造福苍生，努力做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其次是养父母之心，讲规矩、明礼法，不让其担忧受辱；最基本的要求才是养父母之身，保障其衣食住行。真正的孝在于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关键在于发乎于心的恭敬、尊重。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为了更多的财富、更奢靡的生活，以权谋私、铤而走险，最后身败名裂甚至身陷囹圄，不仅给自己带来灾祸，还给家人带来无尽悲伤与极大羞辱，这是真正的大不孝。不少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事后都后悔不已，想到年老的父母无人陪伴照看，每每潸然泪下。所以，一个真正孝顺的人，断然不会罔顾纪法、行险徼幸，做那些让父母担忧蒙羞之事。

三是“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一种“家文化”，中国很多地名都是以家族姓氏命名，以成都为例，大到乡镇街道，比如彭镇、赵镇、贾家镇、廖家镇等，小到林盘街巷，比如曹家巷、梁家巷、韦家碾、杜家碾等等。家作为饮食起居的场所、亲情血缘的纽带，对每个中国人都意义非凡，既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个人情感的依托。一个家族往往有其独特的家道传承，有家规、家训、家法、家礼、家德、家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基本素养。林则徐就讲，“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他在朝报效国家、在家教育子孙，他手书“十无益”格言作为家规，深深影响着林氏后人。如果一个家庭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家教，家庭成员、子孙后代便不会无所顾忌、肆意妄为，更不会做违背家风之事。

以上是个人思考和体会，希望在“广兼为廉”的理念下，以此“六事”为廉之本源，亦可结合实际大胆探索、积极挖掘，将其有机融入学校氛围营造和日常教学等活动中。大家共同努力，教育引导孩子们向上知止守正，以每一个人的那一抹亮丽纯净，汇聚成这座公园城市“濯缨锦江、清流万里”的清朗底色。（成纪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