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天府之地沃野千里，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来，这里孕育出无数为后世铭记和颂扬的贤德英杰。即日起，“清廉蓉城”推出专栏《濯锦·贤德懿范》，品读历史长河中那些与成都有关的人物故事，从中汲取智慧营养和品德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尹昌龄（1869-1942）被称为“中国慈善第一人”。这位成都籍清代翰林、慈善大家，1925年弃政还乡，怀悲悯恻隐之心，毅然接收了破败不堪的慈善机构——慈惠堂，拼尽全力庇护军阀混战之下的8000多名鳏寡孤独及弃婴，将慈惠堂发展壮大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他一生廉直，留给社会丰厚的慈善资产，却不曾为自己的家人留下一间屋，其感人之举在中国慈善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手握巨万的他 竟无一间屋

1942年11月29日，日军轰炸下的成都阴霾密布，听闻坚守在培根火柴厂的尹昌龄久病不起，教育家陶亮生和诗人林山腴前去探望。其时尹昌龄已很虚弱，面对两位友人悲叹：“我要是能再活一年，看见这8000多鳏寡孤独有个下落，死亦瞑目！”这是尹昌龄生前留给友人的最后一句话。

按照尹昌龄的遗愿，待慈惠堂所有理事聚齐之时，其妻郑重将保管慈惠堂财产的小箱子，当众交给了继任者张澜（中国民盟创始人之一）。据档案记载，开箱后清点，慈惠堂竟拥有田产8348余亩，独院24处，街房100余间，现金数十万，观者无不感服。

1911年，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

今慈惠堂街的位置

这笔巨额财富，是尹昌龄经过20年的打拼，为慈惠堂留下的资产。谁知手握巨万的他，自己家中竟清贫到无钱为其办丧事。更让人意想不到，他连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都没有，20年来和家人一直靠“租房”生活，也从未在慈惠堂领过一个铜板的工资，全家人的生活来源，仅靠着老家郫县（今郫都区）的那点田产。朋友们唏嘘不已，纷纷凑钱，将尹昌龄租住在马王庙后街的房屋买下赠予其家人，一家人这才有了栖身之处。蜀中才女黄稚荃在《尹昌龄事略》一文中的结语隽永悠长：“昌龄殁之日，家无馀财，年七十四。”

培根火柴厂 火柴点亮苦难之路

早在尹昌龄在陕西为官时，就开始以“生产和福利”相结合，对鳏寡孤独及无家可归者进行慈善救助的探索。档案记载，尹昌龄接手成都慈惠堂之前，慈惠堂是“一所官办的慈善机构，有田三百余亩，加上政府拨给的救济经费，可养活鳏寡孤独废疾之无依者三、四百人。创始于清朝雍正之初，民国以来政乱财窘，救济经费逐渐挪作他用，堂务日废。”

清末民初，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互融，尹昌龄少时受到讲究子史经集的科举考试影响，为官后又受西洋文化的冲击，可谓“亦新亦旧的一代”。在慈惠堂的管理中，尹昌龄很关注国内外最新慈善动态，在堂厂的设置上，慈惠堂既有现代社会企业雏形的“培根火柴厂”，也有开成都职业教育之先河的“慈惠堂瞽童教养所”，还建立了育婴堂、幼稚园、女童教养所之全系列女童救助体系，以及恤嫠、拯溺、施棺等传统慈善项目。

成都市慈惠堂组织表

尹昌龄的慈善理念是“救济不如自救”，推崇“教重于养”，并提出“社会惟工业谋生较有把握，且可长远”，可见尹昌龄是授之以渔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在今天看来，他的慈善理念都极具先进性。在尹昌龄等人的用心经营下，培根火柴厂的火柴，在全国广受欢迎。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数次合并，培根火柴厂于1952年更名为“地方国营成都火柴厂”。

尹昌龄还通过对火柴商标的精心设计，宣传慈善事业，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培根火柴厂当时生产两种火柴：善牌火柴其商标图案为一把张开的折扇，扇面上印有尹昌龄拟的四言六句：“厂中余利，专恤孤穷。敢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另一种是儿童牌火柴，商标图案是以儿童手捧饭具，意为宣传解决儿童吃饭问题。

培根火柴厂扇牌、儿童牌火柴商标

眼看火柴生意日益兴隆，培根火柴厂成为慈惠堂经济来源的命脉，一些军方人士窥觎，欲投资按股分成，尹昌龄听闻当场动怒：“你们按股分红，把赚的钱都拿去分了，鳏寡孤独又怎样？”为了自明和警世，尹昌龄在培根火柴厂厂门两侧，挂上他撰写的一副木制对联：

慈善事业在良心 假公济私 绝非人类

生产艺能求进步 殖材振乏 恃此资源

尹昌龄留在扇面上的书画

男儿黄金膝 只为慈善跪

作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尹昌龄，是声名远扬的名儒，更是颇有气节的慈善大家，他有两次感天动地的“跪拜”，被记录在史料中。一次是为了慈惠堂的盲人，一次则是为了受灾的灾民，成为当时人们眼中的“义举”。

抗战时期，敌军轰炸成都，慈惠堂8000多鳏寡孤独及弃婴需要安置，其中盲人疏散最为困难。尹昌龄将附近各乡场400余户佃农召集起来，请求他们帮忙疏散并给予盲人生活上的悉心照顾。他承诺慈惠堂会根据盲人的生活状况减租并嘉奖用心照顾者，佃农们看到尹昌龄对盲人如此关怀，无不感动，纷纷点头答应。在现场为佃农们支付了第一笔酬劳后，尹昌龄竟出人意料地向众佃农叩头，跪下行礼，众人无不热泪盈眶，受托后善待盲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人。疏散数年间，慈善堂的盲人在众佃农的照顾下，未有一人死亡。

另一次是尹昌龄欲前往川东放赈，那年他年近七十，无力亲自成行。为把灾民工作做好，切实救助百姓，需委托可靠之人代他前往。他很看重培根火柴厂主任王干青（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十二桥烈士之一）的为人和才干，就把王干青请上中堂，赴身下拜，行一全礼，叩请干青代他成行，王干青比尹昌龄小二十多岁，属于他的晚辈，但尹昌龄为了灾民的利益，并不在意个人颜面。

厚恩重如山 百姓心中有杆秤

尹昌龄逝世后，《华西日报》于1942年12月1日发表社论，介绍了尹昌龄管理慈惠堂的感人事迹，成都市民纷纷动容，积极响应号召，请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为尹昌龄在当年的人民公园塑一铜像，通过每张电影票上附加小额资金，由全市人民共同出钱铸就而成，足见众人对尹昌龄高洁品性的感念。

1942年，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尹昌龄铜像图纸

建成的尹昌龄铜像

如今已经74岁的尹大锡（尹昌龄嫡孙），牢记祖父尹昌龄一生践行的墓志铭“仁为己任，视民如伤”，他还郑重给自己在成都就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孙子，讲述了高祖父尹昌龄秉承的先贤理念：“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来源：成都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