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持续做优做强“濯锦”品牌，“濯锦风”栏目立足成都本土，充分挖掘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积淀的廉洁基因，力求以文化人、以廉润心，期待与您同行。他天资聪慧，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中举人，20岁考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散馆任编修一职，人称“伍翰林”。第九十期，为您介绍伍肇龄的故事。

望江楼

成都锦江南岸，有一座朱柱碧瓦的地标性建筑，其高27.9米，典雅精致，这便是望江楼。它背后，是与蜀中名士伍肇龄息息相关的故事。

伍肇龄（1826—1915年），字崧（嵩）生，大邑县?江镇钱沟人。他天资聪慧，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中举人，20岁考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散馆任编修一职，人称“伍翰林”。

半生从教 致力蜀学发展

咸丰三年（1853年），27岁的伍肇龄为了奉养年迈的祖母，毅然放弃飞黄腾达的仕途，辞官回乡孝亲。回到家乡后，学识渊博的他先被乡绅聘到邛崃书院任主讲，后又到成都锦江书院、尊经书院等处任山长(即校长)，故又被称作“伍山长”。

他从教半生，孜孜造士，成就众多，有道是“每乡闱揭晓，致泥金报者，贴书院内外殆遍，墙壁几无隙地”。四川地区光绪年间的名士文人，许多出自伍肇龄门下，包括“戊戌六君子”之刘光第、杨锐，中国科举时代最后一科状元骆成骧等人。李鸿章曾撰联赠与伍肇龄：“天下翰林皆后进，蜀中佳士半门生。”

除了培养大批人才之外，伍肇龄对近代蜀学贡献也很大。他利用掌教锦江、尊经书院的机会，对两院的学风进行了重新整合，积极推动书院课程改革。从伍肇龄所编《尊经书院二集》开始，尊经书院出现了带有锦江书院学风的理学课艺题，如《格物论》《朱陆异同聚讼久矣，折衷孟子学术归一在乎能辨说》，这样的题目在此前重经史之学的尊经书院是不会入选的，成为了书院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学术嬗变。

此外，伍肇龄还参与编撰了《蜀学编》。该书首次系统梳理了历代蜀学人物的生平及其学术，探求蜀学源流，构建蜀学学统，纠正了尊经书院学风重考据、轻性理的偏颇，对近代蜀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伍肇龄于大邑县药师岩所书“飞凤山”

修望江楼 重视文化建设
伍肇龄在近代四川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晚年奉皇恩重赴鹿鸣宴、琼林宴，被光绪皇帝加赏翰林院侍讲、侍讲学士。清朝开科以来中进士者有2.6万人，奉皇帝恩旨重宴琼林者仅22人，伍肇龄即其中之一。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恢复昔日薛涛井畔的盛景，也为重振蜀中文风，伍肇龄与罗应旒、马长卿等人请命募集资金修建崇丽阁、重建濯锦楼。崇丽阁即是今天人们口中的望江楼，此楼刚一建成便成为了当时成都最高的建筑、名扬西蜀的名胜，无数文人墨客登楼赏景、驰骋心怀，留下不少诗词唱和、绝句名联。除望江楼外，还添修了浣笺亭、五云仙馆，凿流杯池，构筑吟诗楼等建筑，伍肇龄于这些建筑中多有题咏。这些亭台楼阁奠定了今天我们见到的望江楼公园的基础，也成为巴蜀文脉的见证和传承。

伍肇龄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不仅倡议修复望江楼为学者文人提供文化交流活动场所，还积极支持并参与蜀学会、国学扶轮会等文化学术团体的创建工作。他主导将锦江、尊经二书院所刻书板刻印成书，以惠学子。四川大学档案馆藏《批准伍肇龄等恳请官印刷局将二院各书移交存古学堂》记载：“即将书板庋置院中，开设书局，随时印行，以给学子之求，甚盛事也。”

伍肇龄楷书扇面（四川博物馆藏）

耄耋之龄贡献四川革命活动晚年的伍肇龄被视为“清季川省人文之瑞”，尽管年事已高，他却十分关心四川革命活动。

1911年6月17日是四川同志会成立的日子，作为四川绅士方面的代表，85岁高龄的伍肇龄在他人搀扶下前来，四川按察使周善培问：“老前辈怎么肯出来？”伍肇龄激昂地说：“此事关系四川的存亡，走不动抬起也得来呀！”会后，伍肇龄走在队伍最前面，带领民众1000余人赴总督衙门请愿。而伍肇龄培养的弟子，成为了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主要领导力量。

同时，伍肇龄还竭力营救被捕的蒲殿俊、张澜等保路同志会领袖，以免他们被杀害。他还庇护并营救了1907年举行成都起义失败被通缉或被捕的熊克武、张培爵、黄方、杨维等同盟会员，对晚清四川革命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邑县伍肇龄故居前的桅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