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时，伴随会议铃声准时响起，一年一度的廉政大考来了。

1月28日，成都市纪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召开，专题开展区（市）县党委、政府和市级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述责述廉工作，并逐一接受询问、质询和民主评议。台下，市纪委委员，市监委委员，不是市纪委委员的区（市）县纪委书记，市纪委监委派驻（出）纪检监察组组长（纪工委书记）；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监委特约监察员，以及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媒体、市民代表等已做好提问准备。

全会共安排19名领导干部述责述廉。其中，7人在大会现场口头述责述廉，另外12人现场书面述责述廉。

三个多小时，紧凑高效

2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会议主持人是成都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马琳。他开门见山，要求述责述廉的领导干部直奔主题。

同样是“不用刻意使用普通话”的轻松感，也同样是“回答现场提问不要看稿子”的硬要求，今年成都市专题开展述责述廉还是以“熟悉的味道”开场，但更加较真逗硬。

每名述责述廉对象的报告摒弃了穿靴戴帽的开头，重点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执行党的纪律等方面，直接带出“干货”。

“从严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554人次。”“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2件113人。”“家属没有人经商办企业，没有移居国（境）外。没有收送地方土特产谋取私利的问题。”……

会议始终保持着紧锣密鼓的高效节奏，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10分，述责述廉中途不间断、不休息，会场内气氛始终严肃紧张。

“我觉得您刚才没有说到点上，我想问的是……”有的参会代表继续追问，马琳则会在述责述廉对象回答之后再次询问，“这位代表，您对刚才的回答满意吗”，使现场氛围严肃但不失活跃。

19名领导干部轮流“应考”，逐一接受了现场参会人员的询问和质询。参会代表则根据述责述廉报告质量、现场回答质询和询问、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等情况，对每一名述责述廉对象进行民主评议。民主评议结果不仅将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优选先等挂钩，也将与述责述廉报告一同纳入个人廉政档案，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依据。

廉政瞭望记者向述责述廉领导干部提问。

开放式提问，较真逗硬

现场提问是述责述廉大会的重头戏，也是述责述廉对象必须经受的考验。第一个上台的青羊区委书记戴志勇就不太“轻松”。

“您的报告最后说，您要和青羊区委‘一班人’，为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贡献更多青羊力量。请问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您有哪些经验教训？”媒体代表抛出一个问题。

戴志勇坦言：“前期的工作中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暴露出我们有些同志，群众意识不强，和群众沟通不够；工作作风不深不细，专业度不够。”

媒体代表继续追问：“在回应群众关心关切方面，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分享给大家。”

面对追问，戴志勇沉着冷静：“好。首先必须及时回应，不能回避；其次要实事求是，搭建起一个良性沟通的平台；第三，提前做好有关准备和预案，因为青羊区是中心城区，很多事件会有诸多共同点。”

成都市纪委委员、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社治委常务副主任薛敏，向金堂县委书记辜学斌提问：“金堂县在村（社区）保障资金管理使用上有哪些监督措施，还存在哪些问题？”

辜学斌回答：“目前基层‘微腐败’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特别是村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存在一些问题，如指定亲属承包工程等，在去年‘并村并组’工作开展之前，我们对每一个村都进行了全面审计，及时发现了一些漏洞和问题，我们也进一步把村组资金使用纳入县委巡察范围，相信通过这样的措施，漏洞会进一步堵住。”

现场书面述责述廉的领导干部尽管没上台，也不一定坐得踏实。“你的报告中说，‘全年主持召开工委会、党委会集中学习研讨76次，组织各类宣讲300余场’。你们的会，是不是有点多？”成都市党代表刘一彬向成都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市委国资国企工委常务副书记（兼）袁旭抛出了一个问题。

面对代表的质询，袁旭直面问题，“下来以后我们认真整改，一定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多采取调研等其他探讨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已有105人向市纪委全会述责述廉

“领导干部述责述廉讲得真、讲得直，提问的同志问得直、问得专，有礼有节，敢于直面问题，敢于较真。”成都市监委特约监察员向忠列席了此次会议，他认为，这场述责述廉大会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问题也不留死角、不留尾巴。

成都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吴欣是第二次参加成都市纪委述责述廉大会。她认为这一次代表们的质询提问更加精准，“考生”们的回答也实事求是，不推诿也不回避，“这体现了对干部群众知情权、监督权持续有力的保障。”

据悉，截至目前，成都已有105人向市纪委全会述责述廉，基本涵盖了本届区（市）县和市级部门党政“一把手”。

“此前有人参加述责述廉后来问过我，说‘现在你们好像是来真的？’我说，‘什么时候又不是真的呢？’”成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川红说，党的十九大以来，成都紧扣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落实，系统谋划、周密部署，求真务实、创新举措，持续深化定责管责、述责评责、督责考责、追责问责工作机制，取得了积极成效，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主责意识不断增强，推动管党治党不断走向严紧实。

同时，他也冷静地指出，2020年，成都市仍有53个党组织、339名党员领导干因部为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而被问责，反映出各级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仍存在薄弱环节，少数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落实主体责任空转虚化、“上热中温下冷”，“一把手”只挂帅、不出征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之下仍不收敛、不收手。

“各级‘一把手’是党政领导集体的‘班长’，是一个地方、部门和单位贯彻中央和省市大政方针、重大决策部署的第一责任人，是做好践行‘两个维护’的‘领头羊’，也是带领和组织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示范带头人。一个地方、部门和单位政治生态如何，跟‘一把手’的表现和作为密切相关。”王川红强调，“下一步，要针对述责述廉中反映和提出的问题，认真抓好整改，查漏补缺、完善工作，以具体工作举措促进主体责任落实，推动自身和党员干部进一步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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