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付筱菁 易舜 成都市纪委监委）

学规是中国古代一类重要的教育文献，它既是对学生的要求，又是师者读书修身的总结，在学规中，我们能听到师者的谆谆教诲，感受到师者的良苦用心。

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影响及于东亚汉字文化圈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乡有乡约，我们经常能够在成文的规章制度中感受到中国人的秩序感。古往今来，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从来未变，为了确保学校能够完成培养人才的使命，古代教育家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项就是制定学规。

留存至今的古代学规数量繁多，有的言简意赅，有的长篇大论，我们完全可以将学规当成师者写给学生的一封家书，师者在学规中传授修身的经验、读书的体会、治学的门径，谆谆教诲的背后，是希望学生成才成贤的良苦用心。

中国古代学规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件是《白鹿洞书院揭示》，它不仅为白鹿洞书院立下规矩，也为中国古代书院立下规矩，它还远播域外，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得到广泛接受。这份学规的作者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朱熹及其理学的传播，促进了学规的传播。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底，朱熹赴任南康军，军是当时的一级行政单位，多设在军事要地。朱熹知南康军的第二年，即淳熙六年（1179年），在视察农田水利时，不经意寻访到白鹿洞书院废址。朱熹显然相当熟悉白鹿洞书院的历史：这里是唐代李渤隐居读书之地，他养了一只白鹿自娱，故有此名，南唐设庐山国学于此，北宋初期列为四大书院，曾获朝廷颁赐图书，而后在北宋中期毁于兵燹。站在书院废址前，朱熹决心恢复书院。

朱熹为复兴白鹿洞书院前后奔走，置办学产、起建学舍、收集图书、招收学生、延聘名师、亲自讲学，他还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学规。这份学规是在淳熙七年（1180年）书院重建初成时制定的，分为五个部分：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

五教之目揭示学者学习的目的，在于能“明人伦”，儒家将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及对应的道德规范称为“五教”或“五伦”。这是古人普遍持有的观点，孟子在回答滕文公如何治国时，就提到夏商周三代设立学校，不管名称怎么变，“皆所以明人伦也”。后于朱熹的元代教育家许衡亦说“古之教者必以明伦而教，而学者必以明伦而学。”

那么该如何学呢？朱熹接下来揭示了学习的顺序，用的是《中庸》中的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都是为了“穷理”，懂得道理就要实践，这便是“笃行”。朱熹将笃行划分为三个层次，指出每个层次的要点。修身之要在于“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在于“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份学规名为“揭示”，表明这些要点并非朱熹发明，而是先贤早就说过的话，他只不过是整合在一起。学规最后一段话，透露了朱熹制定学规时的考虑，他很担心学者求学的目的被科举考试所歪曲，变成“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种担心在宋朝大幅增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情况下是很自然的。求学目的太功利对学者对社会均是不利的，这样的担心还会在后世的学规中不断出现。朱熹希望自己制定的学规，超越功利的考量，将学者的眼光转向传道济民，涵养自身德性的同时聆听苍生的诉求。

古代学规关心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要求养成良好习惯

《白鹿洞书院揭示》问世后，逐渐成为学规典范，后世许多学规以此为模本，从不同角度申论其包含的精神。朱熹有一位叫程端蒙的学生，他与友人董铢据白鹿洞书院学规，制定出《程董二先生学则》，朱熹为之作跋，这份学规在古代也很有影响力。

在朱熹留下的文字中，有多封写给程端蒙的书信。这位来自鄱阳（也有说为德兴）的学者，在婺源拜访了朱熹后，人生的志向就此改变，“闻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发奋，以求道修身为己任。”程端蒙未及五十岁便因病离世，学生的早逝让朱熹难过不已，“不觉失声流涕”。

在朱熹与程端蒙这对师生的书信往还中，令人感动的是在师者鼓励学生的同时，学生也鼓励师者。程端蒙最后一封写给朱熹的信，自陈病将不起，遗憾的是“不克终养而卒业于门”，“愿先生自爱，蚤就群书以竢来哲”，早日写就阐发理学义理的著作，为后人留下一笔思想遗产。

程端蒙不长的人生中投入了大量精力于教育事业。《程董二先生学则》与《白鹿洞书院揭示》有明显的不同，一位评论者指出，后者“举其学问之宏纲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前者则“定为群居日用之常仪而使人有所持循”。

程端蒙制定的学则适用于蒙学，他们初入学校之门，尚无法窥见学问堂奥，却仍有必要在每日的生活中涵养品德。学则共计十八条，“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以适性，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每一条之后都有长短不一的解释性文字，如最后一条说要从学生中选“谨愿勤力者”，就像今天的班干部一样，在负责监督其他学生的行为时，也为他们做出榜样。

《程董二先生学则》关注细节，正是在一个个细节中最能见识一个人的品德与学问，大部分条目以“必”字强调应该遵循的规范。可与之对读的是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年）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许多著名书院建在山中，故而书院院长有了山长的雅称。

朱熹与岳麓书院也有密切联系，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湖南安抚使任上，复兴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学规再度揭示于岳麓书院。朱熹制定的学规继续传承，到清朝又有了王文清制定的学规。王文清制定的学规同样是十八条，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王文清制定的学规既有对学生日常行为的要求，也有对学生读书治学的建议，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师者不厌其烦地对学生进行指导，而岳麓书院的学生也没有辜负王文清的指导。王文清先后两次担任山长，许多学生慕王文清之名前来就读于岳麓书院，史载“文章德行、望重乡国者，咸为足下首屈一指”。

立德树人、爱国济民的精神如同长河悠悠流淌

今天游览岳麓书院时，我们仍可看到当年王文清制定的学规被学生们恭敬刻写在石碑上，一同刻写的还有王文清所作的九首《岳麓书院学箴》和《读经六法》《读史六法》等，这些对今天都颇有启发。

古代学规的内容相当丰富，不少学规都会告诉学生要读哪些书以及读书的方法。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享有崇高地位，各种学规首先要求学生阅读的就是儒家经典。在王文清之前，一位叫李文炤的学者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他于清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制定了一份学规，其中论及读书方法时，认为“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四书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篇幅不大，懂得了四书的道理，就可以进入六经的世界。六经乃《诗》《书》《礼》《易》《乐》《春秋》，由于《乐》失传，实际上是五经。五经宏大精深，当时的科举考试也只要求专攻一经，但学规仍然建议“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

李文炤制定的学规，还强调读史，“学者欲通世务，必须看史”，“然史书汗牛充栋，不可遍观，但以《纲目》为断”。王文清制定的学规也提及“日看《纲目》数页”。《纲目》即朱熹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编订的《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卷帙浩繁，不易读完，所以朱熹一方面将史事记述删繁就简，另一方面寄托儒家思想于其中，故而颇得后世重视。

清朝乾隆七年（1742年）郑之侨主持鹅湖书院时，曾作《壬戌示诸生十要》，其中一条为“学以读史为要”，他也推荐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并总结为何要读史，“读史者，验古今治乱兴亡得失之故，以长一己之材识，以扩一己之心胸”。

不同师者制定的学规中，介绍的读书方法各不相同，书山之路本就不止一条，学规中的建议是师者自己读书经验与教训的总结，纵使并不贴合每个人的实际，但可资参考，或许能使学生少走一些弯路。师者与学生常常是两代人，师者可以传承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也有精神。古代学规在传承精神方面，最为重视的是“立志”。

明代绍兴稽山书院的一份学规用孔子的学生颜渊的故事为例，鼓励学生立真志。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先贤舜是怎样的人，我颜渊又是怎样的人，只要有所作为，也能成为舜一样的人。学规认为颜渊“以匹夫而直欲与舜为对，其志锐若此，是以卒为颜子”。学规主张学生立真志、立大志，“须有必为圣人之志，不为旧习所溺，不以小成自安”。

清代南京钟山书院一份学规，以立志开篇，提到范仲淹年轻时“即以天下忧乐为己任”是因为早已立定了志向，继而希望学生当以范仲淹等人为榜样，“使志识坚定，气量宏远，立朝必能建树，居乡亦足楷模”，“若立志不高，委琐龌龊之见缠绕于胸中，他日即有造就，亦自卑隘，否则，庸庸碌碌，无当有无之数，岂不辜负一生”。

应当指出的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古代学规有不合时宜的，亦有识见深远的，需要今人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古代学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立德树人、爱国济民等合理的教育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今天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学以养正，教学相长。中国人历来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今天我国的教育事业已走在世界的前列，更加注重师者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师者传授的知识和精神，启迪学生到达师者未曾抵达的远方，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文明的传承与更新。（罗慕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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