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丨南院大王乔峰为你讲述辽代如何因俗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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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0 14:46:56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摘要：7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栏目推出第二十五期《南院大王乔峰为你讲述辽代如何因俗而治》，视频由成都市纪委监委联合成都高新区纪工委监察工委制作，欢迎关注！

（脚本撰写：郝思斯视频统筹：刘芳源）

本期提要

南北面官之制是辽政权基于境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关系仍存差异、各族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多有不同而确立的政治制度。实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治国方略，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极大地促进了辽代社会发展，彰显出辽朝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也就是辽。自公元4世纪末开始，契丹族就在汉文文献里有记载。契丹族有很多历史传说，最有名的就是青牛白马的故事。据《契丹国志》记载：契丹的先祖，有一名男子骑着白马，有一名女子骑着青牛，两人相会于辽水之上，结为夫妇，生了八个孩子，这八个孩子分别建立了八个部族，发展成为后来的契丹，也就是八部同源。“青牛白马”在契丹的信仰中非常重要，重大祭祀活动，离不开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阿保机才智过人，魁梧健壮，《辽史》上说他“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而且素有大志。906年，阿保机成为可汗，按照先例，可汗之位要三年选一次。但是阿保机不肯交出大权，于是阿保机本族的兄弟们首先起来反对他，发生了三次“诸弟之乱”。经过三次平叛，阿保机基本消灭了来自本部落的反对势力，后来又一统其余七个部落，成为契丹皇帝。

公元920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颁布了两项重大命令，一是诏命从侄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创制契丹文字，二是任命皇弟耶律苏为“惕隐”、左尚书康默记为“夷离毕”。

耶律鲁不古等仿照汉字，创立契丹大字。五年之后，太祖之弟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发，又仿回鹘文字制成“数少而该贯”的契丹小字。

“惕隐”又称大内惕隐，是契丹政权仿唐制所设以管理可汗族属以及契丹各部族事务的官职，通常从德高望重的宗室成员中选任。次年正月，耶律苏升任南府宰相，开启了契丹宗室担任南府宰相之先例。

“夷离毕”在汉语意境中，即唐宋时期的参知政事。作为中枢机构官员，与枢密使共同议政。康默记以备受太祖信任，擢任皇都夷离毕，即皇都行政长官的角色，执掌断狱、皇都修建等事务，在辽初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太祖“佐命功臣”之一。

营口博物馆收藏的契丹大字铜印

有一个现象，作为知识背景，需要我们注意，就是辽、金两个朝代，虽然都是游牧民族所建立，但是都接受了华夏文明，而且都以华夏正统相标榜：辽代是继承了晋统，金代是继承了宋统。

《松漠纪闻》里有这样一则有趣的事情：辽道宗耶律洪基（就是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与萧峰结为兄弟的耶律洪基）时期，有汉人讲《论语》，讲到其中一句“夷狄之有君”，因为涉及夷狄二字不敢讲了，耶律洪基则说我们的文明文化，跟中华一样，不用有顾虑。辽道宗末年修成的《皇朝实录》里自称“辽为轩辕后”，足见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其实这种正统性问题，是自秦汉大一统之后就存在的永恒话题。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通过辽代的南北面官制度，来看待当时的民族融合。

事实上，自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废除契丹部落联盟制，建国称帝，国家政权机构已初具规模。至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进一步发展确立起独具特色的南北面官之制。正如《辽史》所言：“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的南北面官政治体制由此日臻完备。

那么，为什么要设立南北面官来分别治理汉人事务和契丹事务呢？

正是基于民分农牧、地分南北的社会经济结构，辽朝统治者实施统而有别、划区而治的政治统治：一是契丹各部族和北方诸族地区，也包括以被俘汉族人口设立投下州县城市等地区，以实行军政合一的部族体制为主。二是特殊行政区域“属国”，即太祖攻灭渤海后，于其地建东丹国，封皇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设官命职“一用汉法”，主要机构设三省六部，所任官员多由契丹人、渤海人担任。三是对相继取得的幽蓟十六州及其他地域，“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仍实行州县体制，州设刺史或节度使，县设县令。由此表明，辽朝南北面官之制所体现的治国策略，求真务实，因地制宜，灵活开明，富有实效。

南北面官政治体制的确立，实际上是适应辽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辽王朝统治下，除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的契丹、室韦、女真等游牧民族外，更有耕稼以食、城郭以居的汉人、渤海人等农耕人口。基于这种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发展、生活方式习俗各有差异的社会现状，采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治国方略，实施“蕃汉分离”“因俗而治”的政治措施，推行官分南北的政治制度，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和社会进步，使辽政权成为与中原政权相并存、屹立于我国北疆地区的强大政治势力。

辽朝的南北面官之制，其中每一类官职，从机构设置、官称名号，到职能权力的变化等，都有着颇为复杂的历史沿革。如太祖初年，建章立制，设立名为“汉儿司”的机构，以霸州彰武军节度使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统领汉人事务。

辽代二百年间，韩、刘、马、赵是燕蓟四大族，居于首位的就是这里讲的韩知古一族——玉田韩氏。韩知古在辽代建国前夕，被契丹人掳掠为奴，后来被耶律阿保机赏识，曾担任中书令。从韩知古开始，韩氏家族开始显赫，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因为精通医术，深为皇后赏识，待其如同儿子，后来韩匡嗣封燕王，历任上京、南京留守。韩匡嗣五个儿子，也都颇受朝廷荣宠，次子韩德让先后获封楚王、齐王、晋王，任北院枢密使、拜大丞相，后来被赐姓耶律，地位甚至在亲王之上。通过玉田韩氏家族，可见当时蕃汉融合之一斑。

辽上京遗址出土的契丹大字银币

太宗时期将“汉儿司”改为汉人枢密院。需要指出的是“汉儿”一词是当时的通用称法，并无褒贬歧视之意。世宗时期完备北、南枢密院之制，以执掌部族、汉人兵马之政，兼管行政，成为南北面官机构中的最高官署，北、南枢密使也成为宰辅执政官的最高官职。与此同时，还创建了南面朝官体系中的政事省，反映了辽朝南北分治体制的正式形成。

从形式与内容来看，南北面官并非截然不同的二元政治体制，而是在北面官制中，包含着中原文化成分，南面官制中包含有草原文化成分。从各级政府机构官员的民族成分来说，担任南面官的不纯为汉人，也有契丹人，同样担任北面官的亦不纯为契丹人，更有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祖建国立制时定国号为“契丹”，太宗耶律德光在汴京开封登基称帝时改国号为“辽”，之后圣宗耶律隆绪更国号为“契丹”，道宗耶律洪基再复国号为“辽”。与此同时，辽朝统治者自称“北朝”，称呼宋朝为“南朝”。故有辽一代，契丹政权或称之为“契丹辽国”，或称之为“辽契丹国”。如此一国双号和南北朝并称，实际成为辽南北面官双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分南北的政治体系，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宗旨，加强对全境族群有别、地域各异的有序管理，使全国各地并行发展，相得益彰。虽然从制度形式上官分南北、蕃汉分治，但本质上仍构成为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政治体制。

契丹统治者自称“轩辕后”，“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反复强调“南北一家”之意，包括契丹民族对龙的崇拜信仰，皆鲜明反映“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因此，“因俗而治”的南北面官之政治文化含义，是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一脉相承的，是契丹族杰出政治家耶律阿保机及后世继承者政治智慧的结晶。

确立实施南北面官之制，对促进民族融合、疆域拓展等有着积极影响。因俗施治，相辅相成，不仅妥善协调了契丹诸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也将更多其他少数民族直接纳入中国广袤的行政版图，形成各族民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也为后代皇朝特别是金、元、清诸朝的统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政治经验。

（本栏目总撰稿为卜宪群，本期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熙惟）

大事记

公元920年

后梁毋乙、董乙利用摩尼教发动陈州（今河南淮阳）农民起义，起义军占领陈、颍、蔡等州，数月后失败，毋乙等被俘殉难。

公元921年

辽太祖诏定法律，正班爵。辽军入居庸关，攻陷涿州等十余城。

公元923年

闰四月，后晋河东节度使李存勖即皇帝位于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建立后唐政权。十月，后唐攻灭后梁政权。

公元924年